作为法律之内在根据的法理 2020-08-21 02:42

  王奇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内容提要:从法理作为法律的内在根据来理解“法理”概念,需要回答相关的五个理论问题,即法理是在法之内还是在法之外,法理与法律原理的关系,法理的规范性,法理的文化性与可阐释性,法理的抽象综合性。基于对这五个问题的回答,法理可以进一步被视为法律的内在原理和内在规律,为法律的存在、运行及效力提供正当性、合理性根据。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4)的阶段性成果。

  什么是“法理”?这是法理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张文显教授在《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中,从十个方面对法理作了考据和语义分析,进而认为“‘法理’作为词语和概念,体现了人们对法的规律性、终极性、普遍性的探究和认知,体现了人们对法的目的性、合理性、正当性的判断和共识,体现了人们对法律之所以获得尊重、值得遵守、应当服从的那些内在依据的评价和认同”,具有综合性、文化性、普适性、实践性、中国性的特点。①其后,在“法理思维与法律方法”学术研讨会上的书面致辞中,张文显教授又提出法理思维具有反思性、规范性、实践性、整合性等鲜明特征。②胡玉鸿教授在《时期法律学者“法理”观管窥》一文中,讨论了时期学者们有关法理的十种界说,进而提出应当把法理视为一种理想类型,指出“我们可以将之定位为宇宙万物自然之理、社会根本原理或者情理,也可以将之界定为自然法、正义,但其核心部分,仍在于能够说明法律的必要性、正当性以及法律规则、原则的基础原理”。③

  在上述讨论中,法理的概念呼之欲出但又若隐若现。④结合“法理研究行动计划”开展以来取得的成果,以及学界对“法理”概念的讨论,⑤笔者认为,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个关键词,即“根据”。“根据”一词是正当性、合理性、规律性、依据、原理等语词的综合和抽象。⑥简言之,法理是法律的内在根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下这些问题是不言自明的:为什么要主张法理是法律的根据?法理作为法律之根据,是内在于法律还是外在于法律的?作为根据的法理,对现代法律和现代法治具有什么意义?发挥着什么功能?体现了法理的什么特征?等等。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关联于我们如何理解法理,还关联于我们为什么主张法理和为什么要着力推进法理研究。

  本文采取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的方法,即依据“法理是法律的内在根据”这个初步概念,回答笔者所认为的“法理的概念”研究中必然会涉及的五个问题:法理是内在于法律还是外在于法律?法理与法律原理的关系是什么?法理是否具有规范性及其意义?如何看待法理在特定时空的社会文化意涵?法理如何回应复杂的现实?本文尝试经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阐述为什么说法理是法律的内在根据,总结法理具有内在性、原理性、规范性、文化性、高维性的特点,进而提出一个简明的“法理的概念”,以供学界批评讨论。

  对法理最通俗的理解似乎就是认为法理是关于法律的道理。如果把“法理”一词拆分开,理解为“法之理”或者“法律之理”,那么所要讨论的对象则会涉及“法”与“法律”是什么、如何理解,以及“理”是什么、如何理解。但如果把“法理”一词作为一个整体,又该如何理解?是将其作为“理”之一类,还是作为一个与“理”相关但又具有独立性的概念?

  在《谭“理”》一文中,张岱年教授认为,“理”至少有五项不同的意谓,分别是“形式”“规律”“秩序(条理)”“所以”“应当的准则”。⑦在《事理论》一文中,张岱年教授又指出,“凡变中之常谓之理”,“理为事事相续中之恒常”。⑧参照这些表述,相应地会出现如下理解:一方面,作为“法之理”的“法理”,是指法之形式、法之规律、法之秩序或者法之条理、法之所以或者法之根据、法之应然,试图表达的是法的本质性、规律性、恒常性的方面。而另一方面,“法理”是“理”之表达和存在方式的一种,例如,“法理”是“理”之具体表现形式,或者“法理”就是“理之秩序”以法律的方式存在和运行,法理所具有的规范性等特点是来源于“理”而不是法理自身。

  相应的问题进而是:为什么要通过“法理”来表达“理”或者“理”的某种特殊类型?“法理”表达了哪些内容?在什么意义上、以什么方式来通过“法理”来表达?更进一步,如果把“法理”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性的概念,而不仅仅视之为“法之理”或者“关于法律的道理”,那么它与其所意图揭示、说明、阐释乃至规范的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内在于法律的还是外在于法律的?

  在论及如何从社会理解法律、从其他学科理解法律时,付子堂教授认为,“法之理在法外……认识法律,必须了解社会”。⑨“法之理既在法外,又在法内。法学研究工作者应当在法律以外知识的启发之下,尽可能地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以期由‘法外’探究法理”。⑩“只有容纳并认真汲取其他学科的新成果,我们才能找到认识法律的新视角,发现进入法理的新路径。这即是‘法之理在法外’”。(11)由此引发的思考是,“法理”与来自法之外的“法之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两者等同的话,法理是内在于法律制度、法律实践和法律知识的,还是外在于法律的?

  从法律之外探索“法之理”是必要且重要的,但在研究者运用法律之外的变量来认识和理解法律之时,还必须考虑法律自身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且法律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12)在这种复杂而多变的情况下,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法律,需要把“法理”与“法外之理”区分开来。在这里,“法理”指向决定法律起源、发展、运行等的法律之内在方面,是法理研究的主要对象;“法外之理”指向法律的外在方面,是法理研究发现和揭示法理不可忽视的对象。相应的,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是在研究某种特定的法律现象和社会现象之时,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理论模式,对作为法律之内在方面的法理与“法外之理”所涉及的诸度中的某一种或者几种进行解释并建立起因果关系。“抓住主要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方面”以及“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等话语所表达的正是法律之外的诸度、诸多变量。尽管外部因素、外部维度、外部变量就其本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特定问题上,研究者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够把握住真正起作用的因果关系。换言之,洛特卢斯纳所论及的“无所不在但外部于法律的法原理”(Immanent but Legally External Foundations of Law),如法的自然原理、经济原理、道德原理、社会原理、原理和历史原理等,(13)或者人们熟悉的“民族精神”“自然条件”“道德状况”“社会事实”等,正是通过研究者在法律与这些“法外之理”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理论模型,使得其他研究者得以理解甚至认可这些理论模型所揭示的因果关系,才使得人们对法律、社会和自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由此笔者认为,将“法理”与“法外之理”区分开来,“法理”作为一个独立于“理”的概念才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区分推动我们去深入研究“法理”与“法外之理”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建构起有效的理论模型,将“法外之理”转化成内生性的“法理”,从而推动法理学研究乃至法学研究的科学化。

  在寻找、发现、总结、梳理法理的过程中,一些外在于法律制度、法律实践和法律知识的“理”,必然会进入我们的视野并成为研究对象,需要我们进行辨析和阐释,将其转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内化”为“法理”。在这种意义上,“法理”不仅仅是“理”的一种特定的表达方式,而且这种表达方式是内部性的。因而,本文主张法理是一种具有独立性质的、内在于法律的根据,且正是这种独立性使其可能被作为法律渊源而被援引。

  因此,当论者在讨论法律渊源意义上的“法理”的时候,立论的基础首先应是立法者曾经在成文法中将法理确立为法律渊源之独立类别,(14)进而我们才得以讨论法理概念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和发挥的功能,也就是法理可以被作为司法裁判的法律根据。(15)

  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展到法理概念的源流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法理概念的使用,(16)则应当去关注法理的独立性、内在性,并且这也是法律作为一类特殊的、独立的社会规范的重要依据。当我们说法理是一种根据的时候,它无法脱离法律,而是内在于法律。法理是内在于法律的根据和原理,而不是“关于”法律的道理。关于法律的诸种外部道理可能解释了法律所服务的目的以及法律如何运作,但却并不必然解释法律的特征,或者并不必然解释法律为何如此独特以至于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法理内在于法律,但法理又不等于法律。当我们主张法理是法律之根据的时候,我们是想从法律内部寻找一种独立的根据,无须诉诸外部的道理便可以主张其权威性。(17)外在于法律的那些道理和理论,需要经历一种内部化的方式纳入法理体系当中,从关于法律的“理”转换为“法理”。当我们说要具备法理思维的时候,我们正是要去具备从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之中发现其所包含的法理的能力。

  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可以作为法理区分于“理”及其具体类型,以及“法外之理”需要转化为“法律之内的法理”的例子。2018年6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区分了事理、情理、法理、文理四种裁判文书所要阐明和论证的“理”的形态,也表明了四者之间非常不同,在法理研究中不可加以混淆。该意见指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阐明事理,说明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展示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要释明法理,说明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以及适用法律规范的理由;要讲明情理,体现法理情相协调,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要讲究文理,语言规范,表达准确,逻辑清晰,合理运用说理技巧,增强说理效果”。(18)事理、情理、法理、文理是裁判文书具备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的重要理据,但四者所服务的目的和对象存在差别,根源在于四者的性质本就不同。事理、情理外在于法律,文理内在于裁判文书,法理内在于法律。裁判文书的读者或者听众存在类型差异,有的关注事实,有的关注人情世故,有的关注法律适用,有的关注文书规范程度。事理、情理、文理均需经过一定的技术转换才能被纳入法律理由当中,也需要经过一定的转化才能被纳入法理体系当中。例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所经历的理论争论和背后包含的法理,(19)以及证据所应具备的特性,(20)就是事理转换并内化为法理的要求。情理所蕴含的法律与道德之关系,(21)法律效果、效果与社会效果三者关系及其在法理上的凝练表达,也是情理转换并内化为法理的实践过程。裁判文书既要符合一般性的写作规范要求,又要体现法律自身的形式规范和实质论证要求,这可以被视为裁判文书自身的内在法理要求。裁判文书说理,最终还是要归结到讲清法理、讲好法理、讲透法理上来,通过以法理为根据的文字表达和逻辑论证,将法律与事实有效地勾连在一起,去展现裁判文书应有的论证力量和说服效果。